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一篇2026年7月发表在意大利临床心理学期刊上的文章，题目是《精神分析与人工智能：国际讨论的初步地图与临床心理学视角》。作者 Agostino Carbone 是意大利心理学家、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疗师，同时参与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人工智能委员会的工作。我在这里会为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全文的脉络和主要观点，并提出我自己的一些看法。
这篇文章的重点，并不在于AI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模拟人类的心理功能，而是从精神分析和临床心理学的角度考察：当AI进入人的心理与关系生活之后，我们与它形成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
如果把全文的脉络简单梳理一下，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。
首先，作者为目前国际精神分析界关于AI的讨论画了一张初步的地图，特别介绍了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人工智能委员会的工作，以及近年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——“算法无意识”。这个概念由 Luca Possati 在2020年的论文中系统提出。他并不是说AI拥有和人一样的无意识，而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人类无意识与AI的相互作用上：人类的认同欲望和无意识投射，与算法逻辑、机器本身的物质条件共同参与AI行为的形成，而这些复杂的关系和张力往往被AI的“黑箱效应”遮蔽，却可能通过错误、信息中的噪音和不确定性、偏差以及不可预期的行为显现出来。更准确地说，“算法无意识”不是AI内部某个类似人类心灵的隐藏层，而是用精神分析的视角理解人类无意识、技术与机器相互作用中那些被遮蔽、却持续产生影响的动力过程。
在梳理这些讨论之后，文章进入第二个层次，也是作者自己的理论重点。他把问题集中到 reciprocity，也就是交互性：AI虽然可以与人高度互动，甚至让人产生被理解、被回应的体验，但这种关系是否具有真正的交互性？围绕这个问题，作者进一步讨论了AI作为关系性客体，以及他者性、缺席和挫折对于思考和主体形成的意义，并由此提出“没有第三性的裁判者”这一临床形象。作者又把这个问题扩展到社会层面，把AI放在疫情之后人际关系和社会性的变化中理解。疫情期间，人与人的关系从“他者通常是朋友，除非证明相反”，倒转为“他者可能是危险的，除非证明安全”，隔离和脆弱感使互联网成为一种“没有接触的接近”。Carbone认为，生成式AI延续了这种经验：它提供一个不会传染、不会评判、不会离开，也不会向我提出要求的他者，因此可能成为疫情后集体心理的一种症状——人在最需要关系的时候，却越来越用一种“全面连接”来替代真正的关系纽带。
第三个层次，作者进一步追问：我们为什么会向AI提出这些要求？我们究竟希望机器替我们做什么？他认为现代AI满足的是通过语言表述的“请求”而无法处理未被言说的“需求”。他同时把问题延伸到教育和工作领域：当越来越多的思考、判断和知识生产被交给机器，人形成知识、专业能力和主体性的过程会不会也随之改变？最后，作者把目前精神分析界面对AI的态度概括成三种，并提出自己的立场：既不理想化AI，也不妖魔化AI，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新的关系性客体来研究。
那么，如果把范围收回到心理治疗，这篇文章有哪些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观点？
第一，作者认为，AI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工具。人会对它产生投射、依赖、期待，也会产生“它理解我”的体验，因此AI完全可能成为一个 relational object，也就是关系性客体。作者关心的是人对AI产生了怎样的关系性投入，以及这种关系会怎样影响人的心理功能。
第二，AI虽然具有很强的互动性，却不一定具有真正的交互性（reciprocity）。作者所说的交互性，并不是“你对我好、我也对你好”的互惠特质，而是关系中的另一个主体可以拒绝我、缺席、让我失望，也不完全按照我的需要存在。Carbone认为，正是这种拒绝、缺席和挫折，把人重新带回思考和形成知识的过程。因此在他的理论框架里，交互性与他者性密切相关：真正的他者不是我的延伸，也不是一面永远顺从我的镜子。因此Carbone的reciprocity概念是被他重新定义过，承载了挫折与他者性概念的。
第三，这也解释了作者为什么如此重视 frustration，也就是挫折。他认为，缺席和挫折并不只是关系中的缺陷。婴儿正是在面对母亲并非永远在场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表征和思考。一个永远在线、立即回应、尽量满足你的客体，可能恰恰减少了某些心理发展所需要的空间。也就是说，对Carbone而言，一个从不让人受挫的客体，并不因此成为一个更好的关系对象。
第四，作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：“没有第三性的裁判者”。比如一个人在治疗结束以后问AI：“我的治疗师刚才的解释对不对？”或者问AI：“我是不是应该结束治疗？”这时AI被放到了一个裁判的位置上。Carbone认为，真正的第三性要求这个位置能够独立于关系双方，不以取悦任何一方为目的，并且能够对自己的判断承担责任。而AI一方面可以做出判断，另一方面又被设计为满足使用者并维持对话，因此可能占据了第三方的位置，却并不具备Carbone所说的第三性。
以上是Carbone的主要观点。下面说说我自己的想法。
我同意他把“reciprocity”的意义放在交互性而不是互惠性。心理治疗本来就是一段结构上不完全对称的关系。来访者进入治疗，并不需要照顾治疗师的情绪，也没有义务满足治疗师、理解治疗师或者促进治疗师的成长。真实治疗关系中当然存在互惠性，但互惠性并不是产生治疗获益的必要条件。一个AI即使没有主体间的互惠性—相互承认、彼此确认对方主体性、承受由此带来的不可控，也完全可能提供安抚、镜映、心理教育、经验整理和认知澄清，甚至帮助某些人减轻症状。事实上，Carbone提到，目前已经有随机对照研究观察到生成式AI心理干预带来的症状改善。
“他者性”是另一个问题。许多心理困难形成于、维持于或者表现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。心理治疗一个非常核心的目标，是帮助一个人提高在现实生活中辨认关系、承受差异、建立边界、处理冲突和分离，以及选择和维持关系的能力。
而这些能力，很难只通过一个完全围绕我的需要运行的客体发展出来。
在治疗关系里，来访者最终需要慢慢经验到：你不是我，你不完全按照我的需要存在；你可能不同意我，也不可能永远在场，但我们的关系并不会因此毁掉。
沿着Carbone对他者性、缺席和挫折的讨论，我想再往前走一步。在我看来，恰如其分的挫折、不在场、差异和不确定性，是他者性在真实治疗关系中的不同表现。治疗师需要有足够的负能力，不急着解释，不急着消除张力，也不急着满足所有需要，让这些经验能够在一个安全、可承受的关系中被经历。久而久之，原来主要由治疗师承担的不确定性，才有可能逐渐成为来访者自己能够承受的东西，并为象征化、内化和新的关系经验创造条件。
所以，在Carbone的基础上，我想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：
不同层次的心理治疗，对他者性的需要是不是不同？
如果只是支持、安抚、镜映、心理教育和经验整理，也许对他者性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；但是，当治疗进入依恋模式、边界、投射、控制、分离，以及更深层的人格和关系模式转化时，他者性的作用可能越来越重要。
但在这里，我和Carbone可能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分歧。Carbone认为，AI虽然可以呈现出他者的关系特征，却缺乏他者性的实质，也就是抵抗、拒绝和回应的能力。
而我的问题是：随着AI的发展，拒绝、边界、延迟、差异甚至挫折，都可以被算法有意设置。如果一个对象能够持续提供这些他者性经验，并且这些经验确实能够帮助一个人发展承受差异、边界和挫折的能力，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首先规定，它背后必须存在一个“真实主体”，才能承认它具有他者性的治疗功能？
因此，我认为未来真正值得研究的前瞻性问题，也许已经不只是“AI有没有真正的他者性”，而是：
AI所提供的他者性经验，能不能履行真实关系中他者性的治疗功能？如果可以，它能够走到哪里？
我想，这可能比简单讨论“AI是否能取代心理咨询师”，更值得研究。